走筆至此，亦須一言。族譜研究是當代家族史研究中極度重要的一環(huán)。研究者固然要關注所研究族譜、宗譜內所涉人物的個人命運、家族遭際，但更要注意大時代大變遷大背景下人物與家族、人物與社會、家族與社會之關系，細心體察。毛主席曾說：“如果家譜、族譜加以研究，可以知道人類社會發(fā)展規(guī)律，也可以為人文地理、聚落地理提供寶貴的資料。”〔參見《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成都會議）》（1958年3月8—26日），此話為后來研究家族史、譜牒學者所常引〕此句話實可謂點出大歷史視野下譜牒學研究的意義。以今天眼光看，隨著科學技術發(fā)展，世界一體，信息互通有無，人文學科領域也觀念日新、層進日深，研究方法、研究視角呈多維狀況，同一件事，歷史學家有他們的角度，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或遺傳學家看則是另外一個角度。當今進行譜牒學研究，均不免要同時關照它在考古學、歷史學、民俗學、人口學、遺傳學等學科之價值及意義。家譜的字里行間都存在鮮為人知的寶貴數據，家譜有著其他文獻不可代替之作用。

結合金先生此志稿，以為它有如下價值：

（一）家譜的符號是姓氏，它首先是其家族變遷史，亦為現代宏觀意義上的家族史研究提供史料。

（二）可以與《奉天府志》《八旗通志》《東華錄》《清史稿》《清史列傳》《清實錄》《滿文老檔》《玉牒》等正史相互參證，甚至可補史志之闕。要知往往方志、正史未備未詳，或者記載有誤處，或恰恰詳備于姓氏家譜之中。

（三）有助于為解決清史研究中所涉族內人物及歷史事件之爭，提供進一步研究之線索。

（四）為研究清代早期（雍正以前）愛新覺羅皇族內部宗族信仰 （主要指蘇努家族之事）、皇族與政治之關系，及清代制度史、外交關系史、經濟史、文化史、社會史、民族史、人口史，乃至北京史地文化，提供可研究的文獻資料。

金 先生他們這一支，在有清近三百年間，雖非被封爵至親王、郡王，但也是貝勒、貝子累代遞降至入八分的奉恩輔國公，世代擁有所屬佐領，世襲罔替，是真正的閥閱之家?！稘M文老檔》天聰元年十二月初八條，記大貝勒代善追述以前努爾哈赤時議政情況說：“爾先時尚不得入五大臣之列，臺基德格類、臺吉濟爾哈朗、臺吉杜度、臺吉岳托及臺吉碩托，早已隨班議政。因爾阿巴泰在諸弟之列，幸得六牛錄，方入諸貝勒之列，今爾欲欺誰乎？阿哥阿濟格、阿哥多爾袞、阿哥多鐸，皆系父汗分給全旗之子，諸貝勒又先爾入八分之列。”（參見中華書局譯漢本《滿文老檔》下冊）入八分，《大清會典》中注釋云：“天命年間，立八和碩貝勒共議國政，各置官屬，朝會燕饗，皆異其禮，錫赍必均及，是為八分。”（參見乾隆《大清會典》卷一，“宗人府·封爵”）此是后金時期，在當時特殊體制下，宗室中的高等階層成員所擁有的特權及其某種資格。其特權，不僅僅限于按八分分財務，最主要享有議政權，即參與朝政、處理后金（清）軍國要務權。當時能享有此權力者，在天命朝主要是宗室貴族中的旗主貝勒和非旗主貝勒，統(tǒng)稱“入八分貝勒”。杜度在他們同輩中，封貝勒最早，在戰(zhàn)場上智勇善戰(zhàn)，終生征戰(zhàn)，戰(zhàn)績恢宏。征戰(zhàn)朝鮮，若阿敏與杜度久占不歸，或擁兵自重，則八旗主力必將分裂，其后果必將造成后金、朝鮮以及清史之歷史改寫。他們這一家族在清初開國史上之重要性，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