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并非筆者臆測。《綠皮書》早已直言不諱地指出：

“直接選舉并不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辦法……有些時候，人民的政治意識對直接選舉未有充分的準備；有些時候，由于社會風俗習慣不同，這種選舉方式未能深為人民所接受……

推行直接選舉，可能使本港迅速陷入一個反對派系參政的局面，以致在這個關鍵時候，加上一種不穩(wěn)定的因素。”

由此可見，港英政府的政治目的很明確：要在1997年之前的13年時間內進行代議制改革，徹底改變香港的政制體制，使其在1997年之后得以延續(xù)。

這就是港英政府推動政制改革“十三年大變，五十年不變”的基本思路。

三

在港英政府對香港政制大刀闊斧“改革”時，世界其他角落正在發(fā)生什么？

蘇聯(lián)在新思維下進行民主改革，中國的經濟、政治體制改革也在加速推進。此時，中美也處于政治蜜月期。

在此背景下，中英堅持相互合作與平穩(wěn)過渡。

港英政府在1987年發(fā)表的《代議制改革綠皮書》中提出：“避免出現對抗政治，而以務實的方針去處理問題。”

1987年《代議制改革綠皮書》

1988年2月發(fā)表的《白皮書》則進一步明確：

“為了保持穩(wěn)定，香港代議政制的發(fā)展應該繼續(xù)循序漸進而不是突變……這些演變也必須有助于1997年政權的順利交接……

1997年之前立法局內加入若干名由直接選舉產生的議員，將會是香港代議政制發(fā)展進程中的一個合理和可取的步驟……

至于實行直接選舉的時間，政府的結論是：鑒于社會人士在這個問題上有十分明顯的分歧，在1988年實行這樣重大的憲制改革將不會是正確的做法。”

不過，在1989年之后，英國政府改變了策略。要求增加直選議席，將原定的1991年的10席增加到20席，到1995年則增加到24席。

由于當時中英兩國缺乏互訪，兩國外長只得以通信方式討價還價，最終達成了一致意見。

雙方同意，1991年的直選議席增加到18人，1997年的第一屆立法會直選議席增加到20人，第二屆立法會增加到24人，第三屆則增加到30人。

根據上述“銜接”原則，全國人大在1990年4月4日通過了香港《基本法》。

然而，隨著東歐劇變、蘇聯(lián)解體，冷戰(zhàn)似乎以西方世界勝利告終。

在此背景下，英美改變了對華戰(zhàn)略，中國成了整個西方世界實現和平演變戰(zhàn)略的最后目標——香港成為首當其沖的主戰(zhàn)場。

四

1992年6月19日，彭定康出任港督前20天，英國上議院摩斯會議廳舉辦了一場題為“香港之未來”的研討會。

英國議會外交委員會主席侯威爾在題為“英國與香港：外交政策目標”的主旨演講中提出，整個世界的情勢在1989年發(fā)生了根本改變，因此英國統(tǒng)治下香港的局勢也應隨之發(fā)生變化：

“我認為我們需要將1984年所有的措辭加以修正……香港覺得自己是一個國家，一個與周圍其他地區(qū)人民有十分密切文化關系的國家。

它有自己的見識和聲音并有權利表達，也有權利讓自己的命運不任人擺布。

彭定康履新香港時，不僅須認清與贊許一切審慎的民主運動，還要帶頭推動這些沖勁。

他必須以明智而不具挑釁性的方式重新討論香港立法局選舉的民主時間表。”

這段演講再清晰不過地預示著，“冷戰(zhàn)”后彭定康主政下的香港在國際政治格局和世界歷史上具有特殊意義。

這意義就是把香港理解為“國家”，通過民主化政制改革，將香港變成獨立或半獨立的政治實體，或在中國內部培植出反對和分裂勢力。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彭定康推出了他的“政改方案”：通過民主普選把香港基本法中確立的行政主導體制改變?yōu)榱⒎ㄖ鲗А?/p>

英國人很清楚，港督不是選舉產生的，香港回歸之后的行政長官自然沒有直選的基礎，而且中央政府也不會很快放手讓行政長官直選。

但港英政府可以推動立法局直選，讓他們所扶持的代理人名正言順地通過選舉進入立法局。

若香港回歸后的政治體制變成立法主導，他們的代理人也就自然獲得了特區(qū)政府的管治權。

1991年，李柱銘、何俊仁呼吁立法局直選

這其實是大英帝國一貫的撤退戰(zhàn)略，只不過由于1989年東歐劇變、蘇聯(lián)解體等政治風波，上天才終于賜予英國人最后一展身手的機會。

此時，香港已不再是英國的殖民地，而是被英美西方世界選作與中國進行意識形態(tài)和地緣政治較量的試驗場，是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基地。

一旦明白了英美的政治目的，我們就能明白，為什么彭定康把動員和塑造香港民意的支持看作是頭等重要的政治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