閆玉成(右)與同為被擄勞工的趙宗仁(左)、李良杰(中)見面。中新網記者 張尼 攝

　　老人回憶，在被送往日本前，他先是被送去了塘沽，并被押送到一個收容所。

　　“收容所里我們吃的是又厚又大蒸不熟的苞米餅子，又沒有開水，喝了生水就拉肚子，因為拉肚子死了很多人，我看見用馬車橫裝死尸，上面蓋了蘆葦，拉了滿滿一車。”

　　在塘沽時，勞工們因為不堪忍受虐待，曾在一天深夜策劃逃亡，但因為手無寸鐵，逃亡計劃最終失敗。“挑頭兒的被抓出來，當著我們的面被打得半死。”當年血腥的一幕至今都深深地烙印在閆玉成的腦海中。

　　而到達日本后，閆玉成和其他勞工的日子更是暗無天日。

　　“太餓了！我下船的時候偷偷在褲兜里藏了兩個蒜頭，想留著充饑。但后來我們的衣服被統(tǒng)一收走拿去消毒，等發(fā)回來的時候發(fā)現(xiàn)蒜已經被蒸爛，沒法吃了……”

　　閆玉成說，當時他和其他中國勞工沒日沒夜地在礦井里挖煤，日本人一天只給大家吃兩頓飯，而且伙食很差，從沒吃飽過。跟他一起被掠去日本的那批勞工，去的時候有189人，回國的只有166人，23個同胞在這一年多時間里死掉了。

　　閆玉成的經歷也是眾多被擄往日本勞工的縮影。

　　據(jù)日本外務省不完全統(tǒng)計，被擄至日本的中國勞工共169批，人數(shù)達38939人，死亡6830人，在中國境內強擄運輸途中死亡、被折磨死亡、因暴動沖突死亡的人數(shù)是2823人，兩者相加的死亡率高達23.12%。

　　資料圖：從事民間對日索賠20余年的童增公開自己的“萬封來信”，揭露侵華日軍罪行。中新網記者 張龍云 攝

　　20多年的漫長索賠路

　　二戰(zhàn)結束半個世紀后，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包括幸存受害勞工在內的眾多中國二戰(zhàn)受害者發(fā)起了中國民間對日索賠的浪潮。

　　1995年被看作是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訴訟的起始年份。

　　1995年開始，在中日有關人士的合作下，日本眾多律師以日本政府和加害企業(yè)作為被告，為中國受害勞工在日本提起了多起訴訟，其中起訴三菱材料的就有5個案子，即札幌、東京、福岡、宮崎、長崎等地方法院訴訟。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侵華戰(zhàn)爭受害者隨后站了出來，訴訟案件涉及的領域有大屠殺、無區(qū)別轟炸、遺棄毒氣彈及炮彈、細菌戰(zhàn)、強擄勞工、慰安婦等。這些受到戰(zhàn)爭傷害的中國老人，勇敢的站在日本法院，為自己也為死難同胞討一個遲來的公道。

　　然而，現(xiàn)實讓人遺憾，從1995年開始，近30起在日本起訴的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訴訟案，卻無一例外地未能獲得公正裁決。

　　2007年，日本法院認定了三菱公司等日本企業(yè)的加害事實，但還是判決中國勞工敗訴。

　　然而，這是一場原告越來越少的官司。

　　以三菱案為例，當年，被擄到日本三菱公司服苦役的中國勞工有3000多人，而隨著歲月的流逝，當年幸存下來的勞工也僅有十余人在世。

　　“上個世紀90年代初，到北京來找我的二戰(zhàn)受害勞工比較多。記得一次有9位勞工和家屬找我，因為人多只好在院里席地而坐，午飯時他們就從帆布包里拿出自帶的大餅充饑。當年我見到的受害勞工，如今絕大多數(shù)人已離開了人世，我感到很慚愧。他們沒有聽到日本政府的‘謝罪’聲音，也沒獲得日本政府的賠償。”回顧九十年代開展民間對日索賠運動時，中國民間對日索賠聯(lián)合會會長童增深有感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