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我們讀到成書、出版于80年前的《良渚》影印版，這份“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出版”的考古報告，剛翻開每個人都會很唏噓，因為卷首語通篇里里外外浸透了山河破碎的血淚，主標題下面還寫有一行字——“謹以此書紀念我的故鄉(xiāng)”。
“我們上古的祖先，堅忍的開辟這廣袤的土地，創(chuàng)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我們今日追溯過去，應當如何兢兢業(yè)業(yè)的延續(xù)我們民族的生命與光榮的文化呢？可是，我們現(xiàn)在的子孫，眼看到這祖先開辟遺下的國土，一天天的淪亡，我們的文化，也被敵人瘋狂的摧殘，這正是存亡絕續(xù)的重大關頭。”
“我這樣冥想著，良渚遺址初步發(fā)掘是完成了，而我還盼望第二次良渚發(fā)掘的時候，在焦土瓦礫中，找出敵人暴行的鐵證，同胞血和淚的遺跡，供世界正義的批判，這意義比較起來是更加重大罷！”
在這段文字后，施昕更鄭重注明：“二十七年八月重印，昕更志于瑞安”。
在良渚考古報告中，施昕更特別提到了該如何“定名”的問題。“最新的考古報告都以地名為名，如城子崖，我也來仿效一下，遺址因為都在杭縣良渚鎮(zhèn)附近，名之良渚，也頗適當。渚者，水中小洲也；良者，善也。因為我依地層上的根據(jù)，推測在黑陶時代，該處頗多水患，且沙洲紛紜，尚系沿江初成的砂地，因為環(huán)境良善，才有民族移居，所以決定采用這二個字，有名實兼收之妙。而且有了地域的觀念，在比較上也很便利，如良渚報告中的遺物，或稱良渚石器的，可以分別城子崖石器，或仰韶村石器等，正如生物學上的種屬名一樣。”
施昕更的《良渚》文稿付排后，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印刷被迫中止。于是施昕更攜帶文稿，隨西湖博物館遷徙蘭溪、永康、松陽，在董聿茂的呼吁和堅持下，浙江省教育廳同意出資付印。1938年《良渚》一書終于問世。
《良渚》在上海付印時，施昕更迫于生計，到瑞安縣工作。不久后，便投筆從戎，任縣抗日自衛(wèi)隊秘書。1939年5月，積勞成疾，感染猩紅熱，因無力醫(yī)治，施昕更病逝于瑞安醫(yī)院，年僅28歲。葬于瑞安縣西山。
浙江省考古研究所的劉斌、王寧遠等專家在《良渚：神王之國》中指出，施昕更發(fā)現(xiàn)良渚文明之時，由于當時盜掘出土的良渚玉器被認為是周漢之物，良渚文化的重要性并沒有得到認知，學術界認為良渚出土的黑陶是北方龍山文化南漸的結果。1959年，夏鼐先生命名了良渚文化。而通過持續(xù)推進的考古，慢慢確證其實良渚文化已進入文明階段，已是上世紀80年代之后的事了。
細算下來，施昕更這一生真正屬于實地考古的時間，不過一年而已。這位民國青年生命何其短促又何其閃耀，如流星一般，為后人的良渚遺址考古帶來第一縷希望的曙光。
沈杰群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18年11月08日 0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