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1月13日凌晨，湖南長沙在“焦土抗戰(zhàn)”“以空間換時間”的名目下，蒙受過一場可與1812年俄軍統(tǒng)帥庫圖佐夫火燒莫斯科之舉相類似的吞城巨災。如今看來，“焦土抗戰(zhàn)”固然屬于國民政府謀求抗日的一種手段，但受焦蒙難的終究還是蕓蕓大眾。

　　在統(tǒng)治者決定“不資敵用”而實施焚城方案之前，廣大長沙市民事先卻一無所知，許多生靈要么為火海所吞噬，要么帶著身與心的劇痛，離鄉(xiāng)背井，艱難地求生于亂世，一如開封花園口決堤之后的無數(shù)黎民飽經水患之苦，不僅哀鴻遍野，無家可歸，而且求告無門，欲哭無淚。試問：這樣的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想著和代表著曾經被梁任公所贊嘆也被孫逸仙所推舉的國民？

　　近代國人備受欺凌，無疑與晚清以降的歷代統(tǒng)治者不思勵精圖治、只求敷衍塞責關系甚大，中外差距不是縮小，而是繼續(xù)拉開。明火執(zhí)仗的外來侵略者不僅劫財毀物，而且奸淫殺戮，無惡不作，其中尤以日本侵略者為甚。

　　德國總理勃蘭特,可以在死于納粹之手的華沙死難者紀念碑前下跪，但令人遺憾的是，日本當局卻至今不愿承認他們的前輩在廣袤神州的所作所為就是赤裸裸的強盜行為，它的名字就叫侵略，不愿將近代日軍的侵華真相告訴給自己的下一代!日本的許多歷史教材就對1930年以后發(fā)生的與日本有關的歷史事件避而不談，或者少談，更不納入考試范圍，我們無法知道其用意究竟何在。

　　說到這里，我不禁聯(lián)想起曾經發(fā)生在身邊的一件往事。1999年，我國駐南斯拉夫使館遭到美軍的轟炸時，面對西方霸權勢力對主權國家與國際法權體系的悍然挑釁，舉世為之憤慨，我所在的浙大有一名來自日本的留學生卻公開叫喊“炸得好”，甚至說“中國就應該滅亡”，如此不諧之音自然激怒了求是園中成千上萬的中華學子，差點釀成涉外事故。這個日本學生的表現(xiàn)顯然不是偶然的。

　　相比之下，14年前，一身正氣的日本電影制片人近藤昭二先生應邀來浙大作學術報告時，他根據自己在本國冒著生命危險收集來的資料，如實地披露日軍對我中華同胞慘無人道實施細菌戰(zhàn)的事實和日本政府長期以來企圖掩蓋其細菌戰(zhàn)的真相及其原因，贏得在場師生的陣陣掌聲?？上袼菢拥娜毡緦W者為數(shù)并不太多，遑論近年那些容易被仇華勢力煽動的日本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