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繁華釀成亂世苦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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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寶十二載（753），開天盛世呈現(xiàn)全盛局面，“是時中國盛強”（《資治通鑒》卷216）；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爆發(fā)。從盛世到亂世的轉換，不過短短兩年。
開天盛世不是一天就能打造，安史之亂亦非一天就能引爆，更不是所謂“紅顏禍水”所致。制度調(diào)整的失誤，朝臣黨爭的分裂，玄宗晚年的怠政，種種因素匯集在一起，終于將盛世霓裳羽衣曲變奏為亂世悲情長恨歌。
“文學”與“吏治”的黨爭
從開元初年起，由于用人標準的差異，朝中逐漸形成“文學”“吏治”兩派。“文學”是指通過科舉進士起家，長于文學之士；“吏治”指長于吏干、善于解決實際問題的人才。姚崇的舉薦者、“吏治”派先驅狄仁杰直言，“文士齷齪”；“文學”派領袖張說則認為，大臣應“以無文為恥”。
玄宗剛即位時，重用“吏治”派姚崇、宋璟等人，幫助自己安定皇位、整理朝政。各項政務走上正軌后，唐朝面臨財政改革和大興文治問題，玄宗擺出了“文學”“吏治”并重的用人格局。開元九年（721）二月初十，玄宗任命“吏治”派宇文融，主持清查全國田畝戶口賦稅的括戶工作，充實國庫。九月十九，玄宗任命張說為兵部尚書并拜相，后升中書令任首輔，讓其改革軍事體制，構建禮儀制度，推行文治。
張說、宇文融剛開始在表面上相安無事。張說曾為赴各地括戶的宇文融寫詩送行，對括戶政策表示支持，“念茲人去本，蓬轉將何依”，哀憐百姓離鄉(xiāng)去土，無所歸依；“外避征戍數(shù)，內(nèi)傷親黨稀”，指出戶籍不附導致朝廷無法有效組織民眾服兵役徭役鞏固邊防。然而囿于黨派之見，張說擔憂宇文融“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
宇文融主持括戶時，從中央到地方都有人反對，而總后臺是張說。開元十三年（725），宇文融括戶取得重大成功，財政收入大幅增加。張說奏請封禪泰山，以彰顯文治之功。十二月十二，張說成功主持封禪大典，顯示出其在文采之外杰出的組織能力，但他“有才智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至于叱罵”。
第二年四月初四，宇文融聯(lián)合李林甫彈劾張說，“引術士占星，徇私僭侈，受納賄賂”，玄宗將張說罷相。此后，“吏治”派又多次誣陷張說，“文學”派持續(xù)為張說喊冤。玄宗不勝其煩，于開元十五年（727）二月勒令張說退休，貶宇文融為刺史。
不久，玄宗因懷念與張說的私人感情，將其起復為沒有任何實權的左丞相。玄宗亦看重宇文融的理財能力，于開元十七年（729）將其召回朝廷并拜相。宇文融有次在宮宴上作詩表示，“誓將同竭力，相與郊塵涓”，大有以宰相身份融合“文學”“吏治”兩派的手筆。
但不到百天，宇文融因貪贓事發(fā)，在流放路上病逝。開元十八年（730）十二月，張說去世，被他作為接班人培養(yǎng)的張九齡成為“文學”派新領袖，李林甫開始挑起“吏治”派大梁。
